黃榮禧的創作歷程橫跨多個城市與文化場域，自香港出發，經芝加哥、柏克萊，最終匯入紐約。這些地點不僅是移動的軌跡，也是不同文化、社會結構與自身經驗的交會點。長期以來，他的作品多被置於新表現主義的脈絡中理解，透過厚重的筆觸、鮮明的形象與情緒般的色彩，回應個人經驗與時代的感受。然而，若回望1970至1980年代的創作，可以發現這一時期並非其風格的前奏，而是一段關鍵的形成階段，過去卻少有被系統性地梳理。
這段時期中，「美國」尚未成為一個穩定的對象。文化差異、階級結構與族群認同，構成藝術家日常經驗的一部分，也使「融入」不再是一個可被完成的結果，反而是一種持續進行中的狀態。在長時間的觀看與生活中，黃榮禧逐步建立與環境的關係，而非透過藝術確認自身位置。從早期的線條手稿、拼貼式的圖像構築，到畫面中人物關係的詮釋，作品所處理的是自身與外在世界之間邊界的生成過程。在此意義下，本文所指的「美國」並非單一的地理或國族概念，而是一個尚未完全抵達、仍在形構中的場域。黃榮禧的藝術，正是在這樣一個未完成的對照關係中逐漸成形，不作為回應一個既定的主體，是在持續靠近、調整與觀看之中，發展出自身的創作位置。
1970年代，芝加哥意象主義（Chicago Imagists）正值活躍之際，美國藝術現場瀰漫著對圖像、身體與日常經驗的重新思考。在此背景下，黃榮禧將拼貼作為一種實驗性的視覺方法，藉以處理他所面對的文化與感知狀態。拼貼在此不僅呼應意象主義對通俗圖像與私人視覺語彙的重視，也與超現實主義關於偶發性、潛意識與異質圖像並置的思考形成對話。透過將原本彼此無關的物件重新組構，圖像得以暫時脫離既有語境，轉化為開放的感知場域。展場中所呈現的幻燈片與檔案櫃，顯示藝術家對相同物件在不同排列方式、線條處理與色彩關係中的反覆實驗。這些實作所尋找的不是建立固定的象徵系統，而是在碎片化的組構之間，逐步形成一種介於現實經驗與想像結構之間的語彙。隨著時間推移，黃榮禧在接近1980年代的創作逐漸轉向對「人」的關注。以蠟筆為媒材的作品中，人物不僅是敘事的主角，也是作為關係的節點。畫面不推動故事，只是停留在一個引發敘事的瞬間，使觀者在觀看中自行生成意義。在此，畫布成為意識與潛意識之間的過渡地帶，筆觸轉化為思考的痕跡，色彩則承載感知與情緒的流動。
這一時期對材料、圖像與敘事方式的持續試探，使創作成為一種與環境對照，但不被其完全規範的過程。正是在這樣發展的狀態中，黃榮禧逐步建立起可供延展的創作語言，也為其後在粉彩與立體繪畫中更為流動而自由的表現形式，奠定了思想與方法上的基礎。在《Waiter》、《Mrs Jones》等油彩肖像系列，以及描繪關係的《He and She》系列中，黃榮禧刻意使畫面中的人物維持於一種未被完整確定的狀態。人物的臉部經常被裁切、遮蔽，或消失於畫面之外，觀者的視線因此無法依循慣常的觀看路徑，進而被引導至肩線、衣領、背部與膚色等局部細節之中。整體形象無法在瞬間被掌握，辨識被延遲，觀看被迫停留。
在人類日常的感知中，臉部與表情往往是快速建立判斷的依據。當這一關鍵訊息在畫面中缺席時，觀看的節奏隨之改變，注意力被延長，情緒與感受的生成也變得不再即時。人物之間的距離、姿態與排列暗示著關係的存在，卻缺乏明確的互動線索，使關係本身停留於未被說明的狀態。這種不閉合的構圖策略，刻意拆解了觀者習以為常的社會分類方式。當臉部不再作為判斷的中心，觀者只能依循顏色的層次、筆觸的隱現與輪廓的推移來進行感知，觀看因此從辨認身分，轉向感受關係的生成。畫面中的人物不作為完整的形象被呈現，而是停留在持續形構之中，成為一種等待觀看、也等待被理解的存在。
黃榮禧以線條作為感知世界的起點，也以線條串聯出本次展覽「黃榮禧1970–1980」所關注的核心問題。展場以藝術家素描本中的圖像作為視覺與思考的起點，指向一個尚未被定型的創作現場，邀請觀者進入這段形成中的時間。回望其1970至1980年代的創作歷程，可以看見藝術家如何在日常觀察、形式實驗與媒材探索之間，逐步建立與世界對照的方式。因此，「尚未抵達的美國」作為本文副題，並非單指地理移動或文化身分的轉換，而是一種創作與認知的狀態描述。美國在此既是現實存在的場所，也是持續被觀看、被理解、被重構的場域。黃榮禧的創作正是在這種未完成的對照關係中展開，透過線條、色彩與構圖的運作，形構出一種介於內部與外部之間的創作位置。在這一階段的創作中，「未抵達」並非缺席或匱乏，而是一種持續運作的狀態。作品既深植於具體的歷史與社會現實之中，同時又保留感知與形式上的開放性，使觀看始終處於延宕之中。
本文並不試圖為這段創作歷程提供一個完成的結論，而是呈現其生成中的狀態。作品所開啟的，不只是藝術家自身的觀看方式，也邀請觀者在其中重新思考主體、關係與感知如何在未抵達之中持續成形。
